人口老龄化对一国社会经济和劳动力人口的双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
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冲击,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、储蓄、不同代人之间的就业和收入分配、社会投资结构、社会保障制度、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经济职能的转变等问题,而这些问题又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、产业结构、市场结构、人口规划、政治体制等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。具体说,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比重下降,老龄人赡养比上升；人口老龄化对投资、消费、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,劳动人口转化为退休人口,减少了税收和储蓄及投资比例,单纯地增加了消费；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,政府负担加重；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,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“少子化”现象使家庭赡养功能弱化,急需发挥社会赡养功能；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,老年人口在各年龄组中是“贫困者”居多的群体,尤其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和地区,更是如此；人口老龄化带来“空巢家庭”增多,进而导致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障碍,如高龄老人大多存在苦闷、孤独、抑郁、多疑、烦燥、健忘、幻觉、厌世等,需要全社会的理解、尊重,不仅给予经济赡养,而且需要精神慰藉和体贴照料。
以我国的情况为例,老龄化的进程意味着劳动人口年龄逐渐老化,既影响劳动资源数量,又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；同时也意味着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。一般认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开支一般都大于儿童,据计算,负担一个老人的经费相当于负担2个未成年人。老龄化使负担重心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,国民收人中将增加对消费的支出和老年社会保障的支出,否则巨额的养老金难以支付,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难以提供,这对国家财政和物质资源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我国老龄化进程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,不仅表现在老年人数增加对养老金造成的压力,还突出地表现在多项老年服务事业的需求不断扩大,如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、医疗、保健等老年福利事业的费用逐渐增大,国家财政不堪重负。我国老龄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,人口学中认定60-69岁为低龄老人,70-79岁为中龄老人,80岁以上为高龄老人。过去“人活70古来稀”,现在人均寿命已达70岁,“活到70不稀奇”。随着社会经济和医药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,我国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。高龄老人丧偶和患病的几率高,高龄女性多于男性,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。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的供养,而且需要生活照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