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。一个国家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,不仅取决于该国的立法水平,而且取决于该国的社会基础,包括经济、政治、人口、法律、金融、数理科学和社会文化条件。例如,英国在19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建立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呼声。1885年的“布莱克利建议”提出在英国建立国民公积金保险。然而,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公共养老保险法律制度,却于1889年出现在德国。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领袖,其统治者具有强烈的自信心,英国的工人运动却不像德国那么激烈。又如,智利的个人账户与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截然不同,因为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,军政府在政治上右倾,代表中产阶级利益,推行私有化政策,因此,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紧缩国家社会保障预算,减轻雇主负担,由私营公司管理资本化的养老金的政策,完全积累的、私人经营的个人账户模式,当然是智利政府的最佳选择。
另外,一个国家法制发展的文化基础,决定养老保险立法的法律渊源；一个国家民主运动的历史决定法制建设的程度,由此决定养老保险立法的法律地位。
例如,欧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工人运动历史,已经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,基于劳动法制的发展,社会保险立法的产生早于东方国家100多年,如今已几经修订而完善独立,它们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已经全面实施,甚至超过了国际劳工组织102号公约提出的基本标准。